《生命》 到底是誰的出口
九二一，一場彷彿震裂天與地，撕裂許多家庭，許多人心的災難，又重現眼前；也牽引自己生命裡的靈魂深處的悸動，為逝去的親人、朋友們不斷地努力著，努力證明生命的存在、掙扎、失去、重生…
這是一部吳乙峰導演及其工作人員們一起步入災區，將一個一個真實畫面赤裸裸的展現在人們的眼中…
《生命》呈現出每一位曾面對921大地震的人們、亡魂們的吶喊與恐懼，並吶醒了「生命」的重生。1999年9月21日的台灣，發生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地震，吳乙峰以他和朋友間的信件為基礎，闡明了在災難中失去摯愛的數個家庭的悲痛，以及他和住在安養院年邁的父親間的關係，生離死別、絕望與求生的慾望，一部探究生命意義的優秀作品。
吳乙峰用最殘酷的鏡頭，使人無助，可是在準備反擊時，它卻一溜煙的不見了。
幸好在真實中偶然也會碰到一絲溫暖，那個溫暖，讓你喘口氣，繼續走下去....紀錄，是回憶、是記憶、是夢、是虛構，也是真實，一如我們的人生。
「把生命傳出去，人生會很幸福。」吳乙峰導演又說：「生命像是過隧道，你以為是黑暗，出了隧道，卻是一片光明，但是別高興地太早，下一個隧道馬上就來，可是也別急，轉個彎又過完一個隧道了，光明又來了。」
爲什麼吳乙峰可以這樣看待生命？也許是因為他經歷過太苦的生命，所以這樣想比較快樂。生命是禮物啊！
透過鏡頭吳乙峰帶領觀眾進入主角的的生活中，看他們如何找尋生命的出口，面對生命的態度，同時也是替自己找尋生命的出口。在失去母親和雙子後，潘順義夫婦選擇重新結婚的方式走出悲傷；張國揚夫婦在痛失幼女後，迫於現實壓力，他們仍強忍哀痛的情緒，鎮日在家庭與台電基地中奔波；痛失家庭庇護的這對姊妹，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不斷地尋找屬於他們的溫暖；無法釋懷的佩如仍沉浸在失去至親的泥沼，就像一朵失根蓮花四處漂流，不知何處為歸所；面對久病厭世的父親，吳乙峰不願相信那個曾是最堅強的臂膀，面對再大的困難都能勇往直前，現在卻屈服於病魔的摧殘，吳乙峰認為王家勳仍以某一種形式活在他的心中，不管在什麼時刻他都能與好友對話，給予他支持與鼓勵。
「偶爾有記者匆匆上山，詢問兩姊妹找到親人了沒，接著拍了幾張照片後，又風塵僕僕的下山去了……我開始想，我到底想拍出什麼」吳乙峰在片中這麼說著。
然而，在亮麗的票房背後，「只會拍片」的全景工作室真的拍出了當初想要的東西了嗎？答案很顯然是否定的。若單就小我而言，《生命》的確是抒發了導演本身的感情，宣洩了部分災民的痛苦；但是就大我而言，《生命》非但沒有喚醒政府的自覺，反而淪為政客操弄的玩具。
紀錄片作為一個傳達情感予真實的影片，但事實上是客觀真實嗎？透過導演的鏡頭，我們看到了什麼，吳乙峰在生命中所拍攝的四個家庭，能以一次概括所有在這一次地震中所受到傷害的其他家庭嗎？這樣取材方式是否有被邊緣化的疑慮。
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端看她對待弱者的方式。觀眾進場觀賞影片其實是在消費我們的同情心，142分鐘，在場的每一位觀眾一起因為這塊生長於斯的地方發生這樣令人心酸的故事而悲傷、難過，如果「生命」不曾出現，他們是不是就不會想到在我們豐衣足食的時候，還有許多人卻因為這場地震仍無法回復到以前的生活。這些觀眾多是在社會上的社經地位較高者，有能力去消費這樣的意識形態，產生「集體的悲傷」，極欲想知道「我能做些什麼？」，但是當劇終人散、人潮退去時，離開電影院，這群自以為救贖者的觀眾，是否能給災民實質上的幫助，亦或只是一時的消費。一張電影劵不是一張廉價的救贖劵，只是進到電影院釋放同情的同時，我們是否想過要如何將這份力量化為實際的幫助？這五年來，或許有些人已經忘了九二一地震是什麼感覺，甚至連記憶都很模糊，彷彿不曾發生過這樣一場災難，卻因為「生命」的出現，又一次喚起大眾的集體記憶。災民需要的不是記憶，如果只是透過冰冷的鏡頭來喚起同情，這些無謂的情感對災民而言，只是用來突顯我們這些自以為勇者的優渥生活，這難道是我們文明的方式嗎？
沒有人知道會發生地震，沒有人願意在這塊我們所安居樂業的土地，因為一場地震而滿目瘡痍。但是除了是一場不可避免的天災之外，造成這麼可怕的災情的始作俑者是誰？在既得經濟利益下，建商為了謀去更高的利潤，不惜偷工減料、枉顧生命的可貴，使得這一場不可避免的天災又因可惡的人為因素更加的嚴重。在這場商業交易下，人民成為最無辜的犧牲者卻無力反抗。
而政府呢？無法及時大刀闊斧的進行安置，取而代之的卻是民間的社會團體，他們取代了政府的角色，率先為災民發難，在事發的第一時間，我們看到的是穿深藍色制服的義工穿梭在災難現場，卻不見政府官員的蹤影。政府制度的繁複程序使得災民等待救助的希望再度落空。
作為一個拍紀錄片的導演，雖然吳乙峰極力避免沾染政治，仍不免成為政治力的傭奴，在《生命》之後仍被政治人物摸頭、收編，誇獎他拍攝這部片的意涵有多深遠，教化人心的力量有多大，當陳水扁和郭瑤琪因看了生命而感動哭泣時，我們是否能想過從九二一發生以來，台灣經歷政黨輪替的同時，是否也輪替了九二一災民的悲情，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陳水扁這四年來實際關懷九二一災民的例子在那裡，郭瑤琪作為一政務官，除了讓我們看到她在鏡頭前拭淚之外，她還做了什麼？當災民滿心期待新政府上台之後，他們所期待的春天會到來，但是五二O之後，卻仍是永無止盡的寒冬。
「住宅及社區重建工作現階段已完成重建之成效約達百分之五十，修復完成者已達百分之七十五，與美日等國大地震後之重建經驗相比，政府及民間投入重建的努力及成果應予以肯定，但行政院仍不滿意，會再積極推動。」２００２年的重建總檢討會議中，行政院院長張俊雄是這樣表示的。
從五年前發生９２１開始，政府為了重建災區特別成立了「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希望利用行政院的力量加速家園的整建。前兩年政府還積極的推動各種災後復原計畫，然而在距離事件發生時間逐日拉長的情況下，「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的最新發展便一直停留在西元２００２年，兩年後的今天，九二一的復原情形卻仍然沒有達到百分之百。
除此之外，郭瑤琪拆除組合屋的行動再度惹火了災民，政府未做到先安置後拆除的安撫動作，使得災民怨聲載道。也許電視機前的觀眾會認為他們是一群無理取鬧的災民，但是在鏡頭前的嘶聲吶喊，為的只是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家，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是迫於現實的無奈，對政府的無力反抗。更別說有許多災民的房子仍在貸款中，政府讓他們可以延後半年至一年繳貸款，雖然政府的本意是想讓他們在這段時間內重整家園，但是政府卻沒有想到地震不只震垮了他們的房子，也讓他們失去了賴以維生的工作。所以延遲貸款的時間並未解決根本的問題，反而使得他們陷入無止盡的煉獄。
「大肚子還是要工作啊！要不然會一直想東想西〈意指想念二女兒維維〉以前懷老大時要做生意、懷老二時也是去工地幫忙…」玉梅捧著肚子回答。
這部紀錄片中，那個失去幼女的玉梅媽媽，即使大著肚子也要去工作，因他們仍然要為了三餐溫飽而煩惱，而窮人似乎沒有悲傷的權利，只能快速的擦拭眼淚，從悲傷中平復，因為他們是個家的支柱，不能就此倒下。當玉梅說出他們的貸款仍剩下兩百五十萬時，身旁的驚呼聲似乎在嘲笑著他們的無能，也許對觀眾來說這筆錢只是小數目，但是對玉梅一家人而言，這卻是堆砌幸福城堡的甜蜜負擔。
在我們主觀認知的世界裡，唾手可得的香蕉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香蕉不是要用買的嗎？」但是對明純姊妹來說，香蕉的取得已經不是從金錢來衡量，而是家鄉夢碎，往日情懷不復存在，即使他們重回那塊土地，卻再也沒有香蕉園等著他們。
或許是因為《生命》的熱度仍持續燃燒，也或許是因為最近的地牛頻頻翻身，政府終於在今年十一月作出一個和九二一相關的決議，立法院通過了「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允許住在組合屋的災民「仍可續住一年」。
嘔心瀝血四年製作出來的《生命》催淚效果固然驚人，甚至還吸引了總統陳水扁的大駕光臨。但若這部片子能真的讓陳總統落下真誠的淚水，積極推動重建工作，這樣才算是完成了吳乙峰與眾多災民們的心願。
這是一部吳乙峰導演及其工作人員們一起步入災區，將一個一個真實畫面赤裸裸的展現在人們的眼中…
《生命》呈現出每一位曾面對921大地震的人們、亡魂們的吶喊與恐懼，並吶醒了「生命」的重生。1999年9月21日的台灣，發生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地震，吳乙峰以他和朋友間的信件為基礎，闡明了在災難中失去摯愛的數個家庭的悲痛，以及他和住在安養院年邁的父親間的關係，生離死別、絕望與求生的慾望，一部探究生命意義的優秀作品。
吳乙峰用最殘酷的鏡頭，使人無助，可是在準備反擊時，它卻一溜煙的不見了。
幸好在真實中偶然也會碰到一絲溫暖，那個溫暖，讓你喘口氣，繼續走下去....紀錄，是回憶、是記憶、是夢、是虛構，也是真實，一如我們的人生。
「把生命傳出去，人生會很幸福。」吳乙峰導演又說：「生命像是過隧道，你以為是黑暗，出了隧道，卻是一片光明，但是別高興地太早，下一個隧道馬上就來，可是也別急，轉個彎又過完一個隧道了，光明又來了。」
爲什麼吳乙峰可以這樣看待生命？也許是因為他經歷過太苦的生命，所以這樣想比較快樂。生命是禮物啊！
透過鏡頭吳乙峰帶領觀眾進入主角的的生活中，看他們如何找尋生命的出口，面對生命的態度，同時也是替自己找尋生命的出口。在失去母親和雙子後，潘順義夫婦選擇重新結婚的方式走出悲傷；張國揚夫婦在痛失幼女後，迫於現實壓力，他們仍強忍哀痛的情緒，鎮日在家庭與台電基地中奔波；痛失家庭庇護的這對姊妹，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不斷地尋找屬於他們的溫暖；無法釋懷的佩如仍沉浸在失去至親的泥沼，就像一朵失根蓮花四處漂流，不知何處為歸所；面對久病厭世的父親，吳乙峰不願相信那個曾是最堅強的臂膀，面對再大的困難都能勇往直前，現在卻屈服於病魔的摧殘，吳乙峰認為王家勳仍以某一種形式活在他的心中，不管在什麼時刻他都能與好友對話，給予他支持與鼓勵。
「偶爾有記者匆匆上山，詢問兩姊妹找到親人了沒，接著拍了幾張照片後，又風塵僕僕的下山去了……我開始想，我到底想拍出什麼」吳乙峰在片中這麼說著。
然而，在亮麗的票房背後，「只會拍片」的全景工作室真的拍出了當初想要的東西了嗎？答案很顯然是否定的。若單就小我而言，《生命》的確是抒發了導演本身的感情，宣洩了部分災民的痛苦；但是就大我而言，《生命》非但沒有喚醒政府的自覺，反而淪為政客操弄的玩具。
紀錄片作為一個傳達情感予真實的影片，但事實上是客觀真實嗎？透過導演的鏡頭，我們看到了什麼，吳乙峰在生命中所拍攝的四個家庭，能以一次概括所有在這一次地震中所受到傷害的其他家庭嗎？這樣取材方式是否有被邊緣化的疑慮。
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端看她對待弱者的方式。觀眾進場觀賞影片其實是在消費我們的同情心，142分鐘，在場的每一位觀眾一起因為這塊生長於斯的地方發生這樣令人心酸的故事而悲傷、難過，如果「生命」不曾出現，他們是不是就不會想到在我們豐衣足食的時候，還有許多人卻因為這場地震仍無法回復到以前的生活。這些觀眾多是在社會上的社經地位較高者，有能力去消費這樣的意識形態，產生「集體的悲傷」，極欲想知道「我能做些什麼？」，但是當劇終人散、人潮退去時，離開電影院，這群自以為救贖者的觀眾，是否能給災民實質上的幫助，亦或只是一時的消費。一張電影劵不是一張廉價的救贖劵，只是進到電影院釋放同情的同時，我們是否想過要如何將這份力量化為實際的幫助？這五年來，或許有些人已經忘了九二一地震是什麼感覺，甚至連記憶都很模糊，彷彿不曾發生過這樣一場災難，卻因為「生命」的出現，又一次喚起大眾的集體記憶。災民需要的不是記憶，如果只是透過冰冷的鏡頭來喚起同情，這些無謂的情感對災民而言，只是用來突顯我們這些自以為勇者的優渥生活，這難道是我們文明的方式嗎？
沒有人知道會發生地震，沒有人願意在這塊我們所安居樂業的土地，因為一場地震而滿目瘡痍。但是除了是一場不可避免的天災之外，造成這麼可怕的災情的始作俑者是誰？在既得經濟利益下，建商為了謀去更高的利潤，不惜偷工減料、枉顧生命的可貴，使得這一場不可避免的天災又因可惡的人為因素更加的嚴重。在這場商業交易下，人民成為最無辜的犧牲者卻無力反抗。
而政府呢？無法及時大刀闊斧的進行安置，取而代之的卻是民間的社會團體，他們取代了政府的角色，率先為災民發難，在事發的第一時間，我們看到的是穿深藍色制服的義工穿梭在災難現場，卻不見政府官員的蹤影。政府制度的繁複程序使得災民等待救助的希望再度落空。
作為一個拍紀錄片的導演，雖然吳乙峰極力避免沾染政治，仍不免成為政治力的傭奴，在《生命》之後仍被政治人物摸頭、收編，誇獎他拍攝這部片的意涵有多深遠，教化人心的力量有多大，當陳水扁和郭瑤琪因看了生命而感動哭泣時，我們是否能想過從九二一發生以來，台灣經歷政黨輪替的同時，是否也輪替了九二一災民的悲情，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陳水扁這四年來實際關懷九二一災民的例子在那裡，郭瑤琪作為一政務官，除了讓我們看到她在鏡頭前拭淚之外，她還做了什麼？當災民滿心期待新政府上台之後，他們所期待的春天會到來，但是五二O之後，卻仍是永無止盡的寒冬。
「住宅及社區重建工作現階段已完成重建之成效約達百分之五十，修復完成者已達百分之七十五，與美日等國大地震後之重建經驗相比，政府及民間投入重建的努力及成果應予以肯定，但行政院仍不滿意，會再積極推動。」２００２年的重建總檢討會議中，行政院院長張俊雄是這樣表示的。
從五年前發生９２１開始，政府為了重建災區特別成立了「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希望利用行政院的力量加速家園的整建。前兩年政府還積極的推動各種災後復原計畫，然而在距離事件發生時間逐日拉長的情況下，「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的最新發展便一直停留在西元２００２年，兩年後的今天，九二一的復原情形卻仍然沒有達到百分之百。
除此之外，郭瑤琪拆除組合屋的行動再度惹火了災民，政府未做到先安置後拆除的安撫動作，使得災民怨聲載道。也許電視機前的觀眾會認為他們是一群無理取鬧的災民，但是在鏡頭前的嘶聲吶喊，為的只是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家，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是迫於現實的無奈，對政府的無力反抗。更別說有許多災民的房子仍在貸款中，政府讓他們可以延後半年至一年繳貸款，雖然政府的本意是想讓他們在這段時間內重整家園，但是政府卻沒有想到地震不只震垮了他們的房子，也讓他們失去了賴以維生的工作。所以延遲貸款的時間並未解決根本的問題，反而使得他們陷入無止盡的煉獄。
「大肚子還是要工作啊！要不然會一直想東想西〈意指想念二女兒維維〉以前懷老大時要做生意、懷老二時也是去工地幫忙…」玉梅捧著肚子回答。
這部紀錄片中，那個失去幼女的玉梅媽媽，即使大著肚子也要去工作，因他們仍然要為了三餐溫飽而煩惱，而窮人似乎沒有悲傷的權利，只能快速的擦拭眼淚，從悲傷中平復，因為他們是個家的支柱，不能就此倒下。當玉梅說出他們的貸款仍剩下兩百五十萬時，身旁的驚呼聲似乎在嘲笑著他們的無能，也許對觀眾來說這筆錢只是小數目，但是對玉梅一家人而言，這卻是堆砌幸福城堡的甜蜜負擔。
在我們主觀認知的世界裡，唾手可得的香蕉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香蕉不是要用買的嗎？」但是對明純姊妹來說，香蕉的取得已經不是從金錢來衡量，而是家鄉夢碎，往日情懷不復存在，即使他們重回那塊土地，卻再也沒有香蕉園等著他們。
或許是因為《生命》的熱度仍持續燃燒，也或許是因為最近的地牛頻頻翻身，政府終於在今年十一月作出一個和九二一相關的決議，立法院通過了「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允許住在組合屋的災民「仍可續住一年」。
嘔心瀝血四年製作出來的《生命》催淚效果固然驚人，甚至還吸引了總統陳水扁的大駕光臨。但若這部片子能真的讓陳總統落下真誠的淚水，積極推動重建工作，這樣才算是完成了吳乙峰與眾多災民們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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